两年前，褚承宗去世了。
褚行昭没有哭。
不是不难过，而是他已经用尽了太多力气来与这个家打交道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奢侈。
老爷子走得很安静。最后一口气，断在一个春天里。他躺在病床上，身边围着一群股东，安静地看向褚行昭，然后闭上眼，再没睁开。
他走的那天，褚行昭坐着轮椅进的病房。腰部束着固定带，腿部装了支撑护具，整个人挺得笔直，看上去一如既往的冷静、不可动摇。
我推着他的轮椅走过去，安静地停在老爷子床边，他低头叫了一声“爸”。
他从没这么叫过。也只叫了这一声。
葬礼结束两周后，褚行昭成为了褚氏集团的董事长。
而我，成为了心理咨询中心的一名独立执业心理师。
我们各自归位，站在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上，似乎都没有多余的话要说。除了那天晚上，他躺在我身边，沉默了很久，忽然问我：
“你还想要个孩子吗？”
我抬头看他，眼里有点意外。
他没看我，只把下巴搭在我肩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我想……有个人，是真的从我们身体里来的，哪怕只有一部分。”
我们都知道，他不能自然受孕。
C5完整性高位截瘫，意味着精子采集需要特别处理，质量也无法保证。而我，因为长期照护、焦虑、饮食紊乱，排卵也不稳定。
所以我们只能试管。
过程意外地顺利，几乎第一次尝试就怀上了。
我还记得医院打电话告诉我结果的那天，我正推着他在花园里晒太阳。他靠着轮椅，眼睛半眯着，阳光在他睫毛上落了一层浅金。
“怀上了。”我说。
他愣了几秒，轻轻笑了一声，低头，额头抵在我小腹上。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他成了这个城市权力中心的代言人，而我，怀着我们几乎不可能拥有的孩子。
我们从不对别人炫耀什么。可夜深人静时，我摸着腹部，他就会像小时候的孩子一样，轻声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。
“对不起，你妈妈这么累，是因为我没用。”
“我不能抱她上楼，也不能带你出去玩。”
“但我爱她，比任何一个可以走路的男人都要多。”
我没有阻止他自责。
因为我知道，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
他总觉得亏欠，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
怀孕两个月时，我开始频繁呕吐。他怕我太累，搬回了老宅顶层最安静的楼层，还请了三个专业护理阿姨，分别负责营养、生活与孕期推拿。
我曾调侃他：“你是打算让我在宫里养胎？”
他没笑，只说：“我不能照顾你，只能把能做的都做了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坐在床边，用眼控仪浏览完了当日的董事会纪要。那仪器放在书桌上，接在投影上，眼球一动，就能完成一页文档的浏览。
他一天可以处理上百页报告，却不能弯腰替我系一次鞋带。
但他总是在我需要之前，把所有都安排好。
*
我总是早上六点醒来。
不是因为闹钟，是因为孩子。
怀孕四个多月了，反应虽没前几周剧烈，却开始变得规律。清晨时最容易饥饿、口干、眩晕。护理阿姨已经准备好热牛奶和碱性点心放在床头，但我更习惯悄悄下床，走过走廊，去看他。
我们现在不睡在同一间房。他坚持的，说是怕影响我睡眠。
可我总觉得，他才是睡不好的那个。
房间门虚掩，我轻轻推开。里面黑着灯，窗帘拉得严丝合缝，房间里只有电子仪器的弱光，像深海底下的荧光。
褚行昭坐在特制的办公床椅上，头固定着，手臂自然垂放，两侧摆着吸痰机和应急传感器。眼控仪的光点在他眼前微微晃动，桌前是新一天的议程表，文件堆得一丝不乱。
他穿着居家款背心，下半身盖着毯子，脸上神色如常，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屏幕，却察觉到了我的脚步声。
“醒了？”他偏头，声音低哑，带着夜里的温度。
“你一夜没睡？”
“躺了会儿，脑子没停。”
我走过去，轻轻碰了下他肩膀。他没有动。C5截瘫意味着从锁骨以下完全失去主动控制，即便背靠的是量身定制的护脊垫，他也需要靠轮椅上方的双重束带稳住身体，哪怕坐着不动。
“你不难受吗？”我看着那条深色的安全带，从他胸口斜斜勒下，勒出一道淡淡的红痕。
“很难受。”他说得坦然，“但不勒，我就坐不住。会议一半，我会歪下去，没人敢告诉我我已经看起来像植物人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抬手替他缓一缓束带的位置。他肌肉还是结实的——这些年他私下没停训练，只是再结实，也只是摆设，动不了。
他察觉到我的停顿，反而笑了下。
“你又开始心疼我了。”他说。
我没有否认。
“我不是要你心疼我。”他轻声说，“我是想你知道……我从来不觉得你该照顾我。我只是——想多做一点点事。”
他像是想换个话题。
“今天会比较忙。下午要见三方投融资人，晚上要和市里的官员吃饭。你如果不舒服，就别出门了。”
我靠近一点，手指无意识地放在他手背上。
“你也不出门？”
“当然不。今天不坐轮椅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“轮椅”，不是普通的轮椅。
是他外出使用的那套全支撑结构、头枕、束带、控制杆都配置齐全的仪式感座椅。每次出门，他都必须在我或者护理员协助下坐上去，而他自己无法独立坐上去，也无法自己离开。
而那张椅子，太勒。
“勒得我喘不过气。”他形容过，“像被铁皮缠着骨头。”
所以如果不出门，他宁愿用床椅+眼控仪来工作，至少自由些。
我低头看他那双完全静止的腿。毛毯下是失去知觉的身体，而他却用眼睛、脑子和意志力撑起了整家集团。
这样的人，居然还会和我说——“对不起你没能有一个正常的丈夫”。
**
那天屋里安安静静，他靠在那张可升降的电动床椅上，身体微微歪着，仿佛刚从眼控仪前撤下来，连头枕都还没完全放平。房间光线昏暗，窗帘只拉开了一条缝，月光勉强落在他脚边的地毯上。
我一开门就看到了他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慢慢地抬起头看我一眼。
眼底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颜色——空空的，像深海里被抽干了氧气的瞬间。
“我做了个梦。”他说，嗓子低得几乎发不出音。
我走近两步，察觉到他的背部没有靠稳，整个身体因为无法支撑，轻微地斜倚着，头也一点点下垂。
他根本没力气了。神经断裂意味着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躯体，只能被动地被扶着、放着。可这一刻，他甚至连调整姿势都没有力气，也没有意志去要求谁帮他。
他任自己那样歪斜着，像一个突然失去全部支点的人。
“梦见你进产房。”他缓缓吐字，声音发抖，“我在外面……等着。”
“我不能进去，不能碰你，不能签字，连喊你一声都只能靠电子扩音器。”
“然后我醒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喉咙滚动，像是想压住什么。
“我才发现……这不是梦。这是真的。”
“你怀着我的孩子，挺着肚子一个人跑来跑去。”
“你脚肿了也不跟我说，我问你你还装没事。”
“我连你坐下来喘口气的时候，都不能替你倒杯水。”
“我只能看着你……一个人撑。”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身体突然颤了一下，是那种从胸腔里传出来的抖，像是全身肌肉在哆嗦——但不是冷，是失控，是那种极度压抑之后的临界点。
他的呼吸一顿一顿地散着，眼睫也在抖。我从没见他这样。
这个男人，在老爷子病危时没掉过一滴眼泪，听说自己永远瘫痪那天也只是笑了笑，说“还好我早准备好了”；在董事会上被人质疑合法性时，他甚至懒得开口反驳，只看了那人一眼，对方就被调离了岗位。
他是狠的，是极致冷静的，是那种一开口就决定生死的男人。
可现在，他抬起眼看我时，嘴唇已经在颤了。
“乔燃，”他几乎像在请求，“你是不是……真的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？”
我喉咙一紧，冲过去抱住他。
他没还手。他的手垂在一侧，像是已经彻底失去了力量。
然后他开始哭。
不是嚎啕，也不是抽泣，是那种几乎无声的、整个人泄了气一样的崩塌。他脸埋在我颈窝，一点一点地发抖，眼泪烫得像火，顺着我脖子流下来，打湿衣领。
他在我耳边轻声说话，声音哑得像破碎的琴弦：
“我真的、真的……很想替你撑一点。”
“哪怕只是、把你从沙发上扶起来、把你鞋带系紧一点……”
“我做不到。我什么都做不到。”
“你说我爱你，可我连最基本的‘陪着你’都没法做到。”
“你难受的时候，我只能看着。”
“你痛的时候，我只能靠别人转述。”
“你在孕期做噩梦、吐得满地都是的时候，我连翻身看你一眼都得靠人把我转过来。”
褚行昭没有哭。
不是不难过，而是他已经用尽了太多力气来与这个家打交道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奢侈。
老爷子走得很安静。最后一口气，断在一个春天里。他躺在病床上，身边围着一群股东，安静地看向褚行昭，然后闭上眼，再没睁开。
他走的那天，褚行昭坐着轮椅进的病房。腰部束着固定带，腿部装了支撑护具，整个人挺得笔直，看上去一如既往的冷静、不可动摇。
我推着他的轮椅走过去，安静地停在老爷子床边，他低头叫了一声“爸”。
他从没这么叫过。也只叫了这一声。
葬礼结束两周后，褚行昭成为了褚氏集团的董事长。
而我，成为了心理咨询中心的一名独立执业心理师。
我们各自归位，站在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上，似乎都没有多余的话要说。除了那天晚上，他躺在我身边，沉默了很久，忽然问我：
“你还想要个孩子吗？”
我抬头看他，眼里有点意外。
他没看我，只把下巴搭在我肩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我想……有个人，是真的从我们身体里来的，哪怕只有一部分。”
我们都知道，他不能自然受孕。
C5完整性高位截瘫，意味着精子采集需要特别处理，质量也无法保证。而我，因为长期照护、焦虑、饮食紊乱，排卵也不稳定。
所以我们只能试管。
过程意外地顺利，几乎第一次尝试就怀上了。
我还记得医院打电话告诉我结果的那天，我正推着他在花园里晒太阳。他靠着轮椅，眼睛半眯着，阳光在他睫毛上落了一层浅金。
“怀上了。”我说。
他愣了几秒，轻轻笑了一声，低头，额头抵在我小腹上。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他成了这个城市权力中心的代言人，而我，怀着我们几乎不可能拥有的孩子。
我们从不对别人炫耀什么。可夜深人静时，我摸着腹部，他就会像小时候的孩子一样，轻声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。
“对不起，你妈妈这么累，是因为我没用。”
“我不能抱她上楼，也不能带你出去玩。”
“但我爱她，比任何一个可以走路的男人都要多。”
我没有阻止他自责。
因为我知道，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
他总觉得亏欠，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
怀孕两个月时，我开始频繁呕吐。他怕我太累，搬回了老宅顶层最安静的楼层，还请了三个专业护理阿姨，分别负责营养、生活与孕期推拿。
我曾调侃他：“你是打算让我在宫里养胎？”
他没笑，只说：“我不能照顾你，只能把能做的都做了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坐在床边，用眼控仪浏览完了当日的董事会纪要。那仪器放在书桌上，接在投影上，眼球一动，就能完成一页文档的浏览。
他一天可以处理上百页报告，却不能弯腰替我系一次鞋带。
但他总是在我需要之前，把所有都安排好。
*
我总是早上六点醒来。
不是因为闹钟，是因为孩子。
怀孕四个多月了，反应虽没前几周剧烈，却开始变得规律。清晨时最容易饥饿、口干、眩晕。护理阿姨已经准备好热牛奶和碱性点心放在床头，但我更习惯悄悄下床，走过走廊，去看他。
我们现在不睡在同一间房。他坚持的，说是怕影响我睡眠。
可我总觉得，他才是睡不好的那个。
房间门虚掩，我轻轻推开。里面黑着灯，窗帘拉得严丝合缝，房间里只有电子仪器的弱光，像深海底下的荧光。
褚行昭坐在特制的办公床椅上，头固定着，手臂自然垂放，两侧摆着吸痰机和应急传感器。眼控仪的光点在他眼前微微晃动，桌前是新一天的议程表，文件堆得一丝不乱。
他穿着居家款背心，下半身盖着毯子，脸上神色如常，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屏幕，却察觉到了我的脚步声。
“醒了？”他偏头，声音低哑，带着夜里的温度。
“你一夜没睡？”
“躺了会儿，脑子没停。”
我走过去，轻轻碰了下他肩膀。他没有动。C5截瘫意味着从锁骨以下完全失去主动控制，即便背靠的是量身定制的护脊垫，他也需要靠轮椅上方的双重束带稳住身体，哪怕坐着不动。
“你不难受吗？”我看着那条深色的安全带，从他胸口斜斜勒下，勒出一道淡淡的红痕。
“很难受。”他说得坦然，“但不勒，我就坐不住。会议一半，我会歪下去，没人敢告诉我我已经看起来像植物人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抬手替他缓一缓束带的位置。他肌肉还是结实的——这些年他私下没停训练，只是再结实，也只是摆设，动不了。
他察觉到我的停顿，反而笑了下。
“你又开始心疼我了。”他说。
我没有否认。
“我不是要你心疼我。”他轻声说，“我是想你知道……我从来不觉得你该照顾我。我只是——想多做一点点事。”
他像是想换个话题。
“今天会比较忙。下午要见三方投融资人，晚上要和市里的官员吃饭。你如果不舒服，就别出门了。”
我靠近一点，手指无意识地放在他手背上。
“你也不出门？”
“当然不。今天不坐轮椅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“轮椅”，不是普通的轮椅。
是他外出使用的那套全支撑结构、头枕、束带、控制杆都配置齐全的仪式感座椅。每次出门，他都必须在我或者护理员协助下坐上去，而他自己无法独立坐上去，也无法自己离开。
而那张椅子，太勒。
“勒得我喘不过气。”他形容过，“像被铁皮缠着骨头。”
所以如果不出门，他宁愿用床椅+眼控仪来工作，至少自由些。
我低头看他那双完全静止的腿。毛毯下是失去知觉的身体，而他却用眼睛、脑子和意志力撑起了整家集团。
这样的人，居然还会和我说——“对不起你没能有一个正常的丈夫”。
**
那天屋里安安静静，他靠在那张可升降的电动床椅上，身体微微歪着，仿佛刚从眼控仪前撤下来，连头枕都还没完全放平。房间光线昏暗，窗帘只拉开了一条缝，月光勉强落在他脚边的地毯上。
我一开门就看到了他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慢慢地抬起头看我一眼。
眼底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颜色——空空的，像深海里被抽干了氧气的瞬间。
“我做了个梦。”他说，嗓子低得几乎发不出音。
我走近两步，察觉到他的背部没有靠稳，整个身体因为无法支撑，轻微地斜倚着，头也一点点下垂。
他根本没力气了。神经断裂意味着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躯体，只能被动地被扶着、放着。可这一刻，他甚至连调整姿势都没有力气，也没有意志去要求谁帮他。
他任自己那样歪斜着，像一个突然失去全部支点的人。
“梦见你进产房。”他缓缓吐字，声音发抖，“我在外面……等着。”
“我不能进去，不能碰你，不能签字，连喊你一声都只能靠电子扩音器。”
“然后我醒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喉咙滚动，像是想压住什么。
“我才发现……这不是梦。这是真的。”
“你怀着我的孩子，挺着肚子一个人跑来跑去。”
“你脚肿了也不跟我说，我问你你还装没事。”
“我连你坐下来喘口气的时候，都不能替你倒杯水。”
“我只能看着你……一个人撑。”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身体突然颤了一下，是那种从胸腔里传出来的抖，像是全身肌肉在哆嗦——但不是冷，是失控，是那种极度压抑之后的临界点。
他的呼吸一顿一顿地散着，眼睫也在抖。我从没见他这样。
这个男人，在老爷子病危时没掉过一滴眼泪，听说自己永远瘫痪那天也只是笑了笑，说“还好我早准备好了”；在董事会上被人质疑合法性时，他甚至懒得开口反驳，只看了那人一眼，对方就被调离了岗位。
他是狠的，是极致冷静的，是那种一开口就决定生死的男人。
可现在，他抬起眼看我时，嘴唇已经在颤了。
“乔燃，”他几乎像在请求，“你是不是……真的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？”
我喉咙一紧，冲过去抱住他。
他没还手。他的手垂在一侧，像是已经彻底失去了力量。
然后他开始哭。
不是嚎啕，也不是抽泣，是那种几乎无声的、整个人泄了气一样的崩塌。他脸埋在我颈窝，一点一点地发抖，眼泪烫得像火，顺着我脖子流下来，打湿衣领。
他在我耳边轻声说话，声音哑得像破碎的琴弦：
“我真的、真的……很想替你撑一点。”
“哪怕只是、把你从沙发上扶起来、把你鞋带系紧一点……”
“我做不到。我什么都做不到。”
“你说我爱你，可我连最基本的‘陪着你’都没法做到。”
“你难受的时候，我只能看着。”
“你痛的时候，我只能靠别人转述。”
“你在孕期做噩梦、吐得满地都是的时候，我连翻身看你一眼都得靠人把我转过来。”